请陀翁说四川话——关于四川方言话剧《大慈寺》的自问自答

更新时间：2025-06-06 16:24  浏览量：2

何：2017年你出版了文艺随笔集《记忆的尽头》，其底本是一部课堂讲义，里边讨论了若干对你有影响的作家，但无一字提到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是否是说，你对陀翁其实相知很晚，甚至可以说，是近些年才接触到他的作品？

大草：似乎如此，但并非如此。我十七八岁时，就读到了他的小说。我刚念大学时，文学大潮正在澎湃，书和杂志在同学之间飞快地传来传去。我有一天到手一本封面已经脱落的杂志，纸张粗糙、印刷劣质，却挤满了三部外国经典中篇小说，其中之一是《白夜》。我都囫囵吞枣地读了，读完也没能完整记住“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个拗口的名字。但它的场景有难忘的感染力，梦幻般的白夜，一场空。

不久之后，我又看到了摄制于20世纪50年代、根据陀翁同名小说改编的苏联电影《白痴》：疯狂的、神经质的、毁灭的爱，带给我强烈的不安。影片中的梅什金公爵留着一撮山羊胡子（也许还更浓密些），看起来像个小老头，我不太喜欢。但纳斯塔霞·菲利波夫娜则有一种闪闪发光的、邪恶的美，她的激情可以像火山般喷发，也能够陡变为一场雪风暴。相比之下，《白夜》中的娜斯晶卡，太像小家碧玉了。

何：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被尊称为俄国文学的最高峰，但代表着两级，一个是正的，一个是负的。你以为如何？

大草：我不以为然。托翁、陀翁都是强烈型的艺术家、思想家，他们的作品，也都是对正面价值——爱、美、真理——的求索和肯定。陀翁的小说压抑、阴郁，书中的变态之人比比皆是，但他怀着温情刻画出的梅什金公爵、佐西马长老、阿辽沙等等，和托翁笔下的安德烈公爵、皮埃尔、娜塔莎、列文一样，都象征着世上的光。

陀思妥耶夫斯基

何：记得你在备课时，曾参考过纳博科夫的《文学讲稿》《俄罗斯文学讲稿》，而纳博科夫对陀翁是极为贬低的，很是不屑的。他说： “陀思妥耶夫斯基算不上一位伟大的作家，而是可谓相当平庸……我一心想拆穿陀思妥耶夫斯基……俄罗斯文学的命运之神似乎选定他成为俄国最伟大的剧作家，但他却走错了方向，写起了小说。”这些结论，对你产生过影响吗？

大草：是的，产生过影响。这让我更为仔细地阅读陀翁的小说，并感受到了他的复杂和伟大，远超过才华飞溅、口无遮拦的纳博科夫。

何：既然纳博科夫有才华、有见识，为什么要刻毒地贬损陀翁呢？

大草：我估计原因有三。1，以人废文。陀翁出身寒微，但一生以贵族自居，且为人既傲慢又粗鲁，还嗜赌成性。而纳博科夫则是以生于正统上流之家为傲，对陀翁抱以不屑，《俄罗斯文学讲稿》中，踩陀翁的第一脚，就是用冷嘲口气，描述陀翁原生家庭之贫穷。2，嫉妒。俄国文学在西方曾经影响巨大，陀翁一度超过托翁，光亮刺目，无人可及。而在纳博科夫心目中，唯有他本人可以跟托翁同坐俄国文学的第一把交椅。3，小说艺术观的相异。但其实异中有同。纳博科夫看不惯、也看不起陀翁小说中的戏剧性，尤其是层出不穷的、令人眼花缭乱的情节反转。然而，纳博科夫的小说，譬如《洛丽塔》，也是戏剧性的，也有若干的反转。只不过，陀翁把戏剧性做到了极致，从而赢得了读者和更为久远的时间性。今天，在中国的纯文学读者中，《卡拉马佐夫兄弟》《罪与罚》依然是超级畅销书。

我对陀翁小说着迷的原因之一，正是他的戏剧性：经过不断地反转，把笔触深入到了人性的黑暗深渊里。

何：就是陀翁小说中的戏剧性，让你动了心思，要把《卡拉马佐夫兄弟》改编为话剧吗？

大草：是，但不完全是。

1978年有一台话剧轰动全国，叫做《于无声处》。我在报上读完了剧本的全文连载，觉得很过瘾。后来又看见报上有人说，《于无声处》从情节到结构，都借鉴了曹禺的《雷雨》。但我没听说过曹禺，更没有读过《雷雨》。所幸，一位同学家有，他很慷慨地借给了我看。一看之下（是连看了两遍），真是痛快。痛快之后，却又是持久的忧郁和压抑。后来就到处找话剧读，可再难找到这么听惊雷、淋暴雨的感觉了。曹禺的其他剧本我也读了，《日出》《北京人》《原野》，包括《王昭君》，很好读，似乎他的剧本写来就是让人阅读的，类似于话剧体小说。但读过之后，就忘了，没留住多少印象，人物大多是模糊的。

不过，读话剧剧本的爱好，我一直保留了下来。复读次数最多的，是田纳西·威廉斯的《欲望号街车》。

写一部话剧，该是一件多么冒险、刺激的体验。这体验无关乎成败，写出来就是幸福。

何：明白了，你是着了迷，想吞下这一份幸福。

大草：话剧的魅力，恰好不是独吞。是写出来，发出声音，与众人分享。

何：好吧，分享。请问，在写《大慈寺》之前，你还创作过多少部剧本与人分享呢？

大草：很惭愧，仅仅有一部，是念小学时，和小伙伴合作撰写的。剧名已忘了，但情节仍清晰记得。但这个所谓的原创，只是个引子。话剧是对话的艺术，话中有话、潜台词、弦外之音，等等。通过对话，交流、交锋、推进情节，刻画人物。我写了三十年小说，很迷恋对话，有些小说的章节，就写得像是话剧的剧本。可以说，我一直在小说中做话剧梦。

《大慈寺》，乐府文化|广东人民出版社2025年5月版

何：《大慈寺》走的是改编路线。那么，是什么原因，挑中了《卡拉马佐夫兄弟》呢？而且是这部巨著中的一个容易被读者忽略的故事？

大草：我初读《卡拉马佐夫兄弟》时，就被这个故事吸引了，反复阅读、回味过很多回。为什么呢？因为在这部无数人熟知的浩瀚长篇中，这个故事带来了一种陌生的冲动。

但，虽然有陌生感，这个故事却浓缩了陀翁小说的所有主题：嫉妒、罪行、假面、真相、审判和自我审判，放逐与救赎。有一阵，每天这个故事都在我心底翻起来，折磨我、引诱我，我听到一个沙哑的声音：你不来试试吗？

2020年4月，我读到了约瑟夫·弗兰克《陀思妥耶夫斯基》第五卷《文学的巅峰》，书中有一段话，说陀翁本人曾想把这个故事改编为剧本。然而，他享年仅60岁，到离世也没来得及得偿所愿。

我想，我就来把这件事做了吧。5月的一个晚上，天气炎热，在屋顶上的樱园喝茶时，我跟经纪人燕总说了想改编《卡拉马佐夫兄弟》的念头。燕总说，很好啊，期待。语气中，无一丝怀疑，似乎这正是我该做的事情。当晚回家，我就在一个巴掌大的纸质笔记本上，写下了话剧的大纲，且将之命名为《大慈寺》。

剧本完成之日，已经是2024年2月了，七易其稿。写作期间，我看见剧中的人物在我身边走来走去，他们的说话声、笑声、哭声、呐喊，都响在我的耳朵边。终于写下“大幕徐徐落下”时，我才感觉自己从另一个世界回来了。

何：且慢，还得请你留在剧中一会儿。你是基于什么理由，选择了要让剧中人说四川话？

大草：理由很多，概括起来，主要有二。1，陀翁的小说植根于俄罗斯，但因其深刻性和洞察力，使之可在任何有人生活的地方，找到对应或回应。作为四川盆地之腹地，民国成都也具有《卡拉马佐夫兄弟》生长的土壤。2，陀翁是一个巨大的存在，我在向他致敬的同时，也试图走得离他远一点：放开手脚去改编，剧本来自他的小说，但不拘束于他的小说。一方面加强本土的风土人情、时代氛围，一方面增添人物，改造情节，让人物用四川方言发出自己的声音。

话剧是发声的艺术。当人物用四川方言念出台词时，这个19世纪的俄国故事，会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何：方言小说、电影、话剧，可能本土人看得有滋有味，但外乡人却云里雾里。你是不是在冒一种风险呢？

大草：也许吧。任何有追求的写作，都是冒险。中国古代的艺术家说，“务追险绝。”不冒险，一切作品都是平庸的。陀翁自己，就是个不可理喻的冒险家：赌桌上逢赌必输，写作中出奇制胜。

四川话属于北方语系，除了少数生僻的字、词、句，几乎人人能听懂。但，最为重要的是，四川话大开大合，高得上去，低得下来。有两句俗语，形容四川人的嗓门，一个叫：大声武气；一个叫：悄悄咪咪。大声武气，就是吼，你隔墙、隔街都听得见，他是在说想让天下人都晓得的事！

悄悄咪咪，不仅是低音量，也是遮遮掩掩、欲说还休，你伸长了耳朵也未必听得明白，那是秘密、说不出口的隐私。

四川方言，宛如川剧的滚灯、吐火、变脸，有过目难忘的强烈性，天生就是最适合话剧的：它不是向内收缩的屏障或盾牌，相反，是向外拓展空间的剑与矛。

何：嗯，说得似乎有一些道理。不过，你还是先做好挨骂的准备吧。

大草：好啊。如果有人骂，说明他是陀翁忠实的读者，我高兴。如果有人鼓掌，说明《大慈寺》沾了陀翁的光，连带受到了表扬。总而言之，无论笑骂，都是致敬陀思妥耶夫斯基。

何：最后一个问题。《卡拉马佐夫兄弟》约有七十万字之巨，主线上有分线，分线又分线，故事中套故事，就像一棵嵯峨的巨树。《大慈寺》所依据的故事，只是这棵巨树上的一根枝丫，而且如你所说，很容易被读者所忽略。那么，你会把这根枝丫生长在哪一卷哪一章告诉读者和观众吗？

大草：不，我不会。我期待他们看了《大慈寺》之后，倘有兴趣，自己去寻找。在寻找枝丫的过程中，可以增进对巨树的了解，进而有新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