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杨三姐告状案，背后的故事比戏剧更震撼，申冤成功纯属偶然？

更新时间：2025-06-17 17:01  浏览量：2

1919年，在哈尔滨的庆丰茶园舞台上，评剧《杨三姐告状》正在进行首演。台下观众全神贯注地观看，时不时便传出阵阵喝彩声。这一剧目取得了巨大成功，从那以后，始终备受百姓关注。

众人皆言戏剧源自生活，《杨三姐告状》亦是这般。这桩在民国时期引发巨大轰动的真实离奇案件，虽已过去百年之久，至今仍在中国广袤大地上广泛传播，可谓人尽皆知。

特别是那个不惧权势的杨三姐形象，更是深深印刻在人们心中，被改编成各类影视剧版本后广为人知，然而历史上真正的杨三姐所经历的案件实则更加凄惨。

那么，杨三姐告状案背后的真实故事到底是怎样的呢？最后因告状声名远扬的杨三姐，最终结局又如何呢？

这所有的事，得从杨三姐的父亲杨玉清讲起。

杨玉清是河北滦县甸子庄的一名村民，平日里为人忠厚老实，凭借弹棉花这门手艺，穿梭于各个村庄，外出赚钱以维持家庭生活，生活虽不富裕，但也能勉强维持生计。

某一天，杨玉清在前往城里赚钱的途中，偶然结识了同样前往城里售卖杂货的高家狗庄的高贵章。二人结伴一同前行，在行进的路上不断交谈，渐渐地就变得熟悉起来。

从那之后，两人交谈愈发默契，脾气秉性十分契合，便相互约定时常一同外出经商。而且他们的家庭情况也较为相似，既然如此投缘，那就结成儿女亲家吧。

杨玉清育有一儿三女，儿子名叫杨国恩，三个女儿分别唤作大娥、二娥、三娥，在过去，村里的人都习惯称她们为大姐、二姐、三姐。高贵章有好几个儿子，便选了年纪合适的二姐，和高占英定下了娃娃亲，依照过去的规矩下了聘礼，只等他们长大之后举行婚礼结为夫妻。

常言道：“三十年风水轮流转”。高贵章常年挑着扁担走街串巷售卖杂货，逐渐摸索出了一些经商的诀窍，后来在唐山开了一家瓷器行。凭借着出色的经营手段，他慢慢积累了大量的财富，从一贫如洗的货郎摇身一变，成了村里最富有的人。

人一旦有了钱，就容易得意忘形。高贵章不但购置了土地产业，还建起了两座大宅子，日子过得越来越惬意，彻底摆脱了往昔的贫困生活。

杨玉清怎么样了呢？依旧和以往一样，每天早出晚归，凭借着弹棉花的技艺维持生计，依旧穷困潦倒，甚至连儿子杨国恩娶亲的钱都拿不出来。

经过两家之间的对比，世俗观念中所谓“门当户对”的门第差异便显现出来了。然而，早年定下的娃娃亲在当时具备法律效力。

并且周边村镇的人都知晓这件事，高家也不便在发迹之后悔婚，以免损害自家的声誉。

1915年，见两个孩子均已长大成人，两家人挑了个好日子，热热闹闹地把高占英和杨二姐送入洞房，结成了夫妻。

高占英作为高家的幼子，自小就聪慧过人，凭借父亲的地位，获得了优质的教育机会。成年之后，他成功考入滦县传习所，是村里屈指可数有学识、懂礼节之人。

高占英毕业后回到故乡，开设了一所私塾，专门教导周边村落的孩子读书识字，成了当地广为人知的教书先生。

按理说，这杨二姐嫁了个举止文雅的教书先生，本应生活得幸福和睦，可俗话说“知人知面不知心”，高占英根本就瞧不上这个妻子。

自结婚之后，一旦有丝毫不如意，高占英就会对杨二姐口出恶言，动手施暴，是个不折不扣的实施家庭暴力的男人。杨二姐常常被他打得脸上身上青一块紫一块，浑身布满瘀伤。

起初，高贵章夫妇还会稍加劝诫。也许是因为从小就过分宠爱小儿子高占英，后来他们对高占英的行为就习以为常，装作没看见，任由他胡作非为。

杨二姐向来沉默寡言，性情温顺。在旧社会“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思想的影响下，她面对丈夫的恶行，始终不敢反抗。她在高家的生活，比喝了黄连还要苦涩。

不过，杨二姐一忍再忍，凡事都逆来顺受，换来的却是高占英愈发蛮横的打骂。有时候实在难以忍受，杨二姐便会回娘家暂避一时。

瞧见杨二姐满脸伤痕、狼狈不堪地跑回家里，杨玉清起初懊悔不已，却又毫无办法。毕竟嫁出去的闺女就如同泼出去的水，此时即便想反悔也来不及了。

杨三姐性格直爽，眼眶含泪地用草药给二姐处理伤口，同时劝二姐奋起反抗，若日子实在难以为继就离婚回家。但二姐觉得高占英不过是脾气急躁，等有了孩子他自会慢慢转变。

果真，自杨二姐诞下女儿之后，高占英的脾气有所缓和，对待杨二姐的态度好了不少，偶尔还会主动关怀妻子，这令杨二姐惊喜不已。

然而，很不幸，杨二姐的女儿突然生病，竟意外离世了。高占英为此极为愤怒，将所有不满都发泄在杨二姐身上，比之前更凶狠地辱骂和殴打她。

1918年农历三月十四那天，天刚亮，高家就差人前往杨家报信，告知杨家，杨二姐昨夜因血崩而香消玉殒。

这一消息宛如晴天炸雷，好好的人怎么就没了呢？！杨三姐和她母亲相互依偎，哭得昏天黑地。因杨家父子外出务工未归，只能由杨家母女前往高家吊唁。

年仅16岁的杨三姐，一路上小心翼翼地搀扶着母亲，母女俩边哭边走，走走停停，好不容易才迈进了高家的门槛。

瞧见杨二姐已被白布裹着躺在了床上，杨母目睹此景，再也抑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当下便昏厥过去，众人吓得赶忙将她搀扶到旁边房间歇息。

杨三姐尽管年纪不大，但胆量较大，独自前往姐姐的灵堂，向高家人表示想最后见姐姐一面。

实际上，她压根儿没法相信姐姐会突然因急病离世，心里认定此事必定另有隐情。

杨三姐将白布掀起查看，发觉二姐脸色毫无血色，嘴角隐约能瞧见些许血迹，右手的中指被白布包着，好像是受了伤。她伸手到二姐的裤子里摸索，竟摸到了一把石灰，这让她愈发困惑。

这时，高家的人猛地冲了过来，以死者应当安宁为由，称杨三姐行事不懂规矩，做法不妥，强硬地将她带到了旁边的房间。

杨三姐原本就心生怀疑，高家的人又不让她再靠近姐姐遗体，这更让她感觉事有蹊跷。不过，当下高家有钱有势，而且姐姐才刚离世，这么一考虑，她便没有闹事，暂且将心中的疑惑搁置了。

过了几日，甸子村——杨三姐所在之处举办了庙会，周边众多村庄的人都陆续前来参与。几个从高家狗庄赶来赶庙会的乡亲邂逅了杨三姐，随后便同她聊起了杨二姐的事儿。

几位乡亲透露，在杨二姐突然离世的那晚，村里有人去上厕所，听到从高家传出很大的哭闹声，那声音持续折腾了好一会儿才停下来。

杨三姐听闻后，马上返回家里，把高家狗庄乡亲们所说的话，一五一十地告知了刚从外面回来的大哥杨国恩。

兄长听闻妹妹这番言语，内心也觉情况有异，兄妹二人越思索越感烦闷憋屈，便一同去找高占英当面理论，要求其说明事情的来龙去脉。

未曾料到，高占英被激到极点后，竟厚着脸皮宣称：“没错，杨二姐就是我杀的，你们要是有胆量就去告状，就算告了也赢不了！”说完，高占英朝着地上吐了一口唾沫，随后大摇大摆地离开了。

杨国恩内心愤慨不已，打算追上去狠狠教训这个妹夫一番，幸亏妹妹杨三姐及时伸手将他拉住，连哄带劝才让他回了家。

最终，兄妹二人商量过后，毅然决定前往县衙告状。这世间难道就没有法律能主持正义了吗？佛为一炷香火而存威严，人因一口气而争尊严，必须要为杨二姐讨回一个公道！

然而，这告状并非易事。杨三姐生活在民国时期，彼时华夏大地动荡不安，不是军阀相互混战，就是遭受洋人侵扰，百姓生活困苦不堪。

在这动荡不安的乱世里，县城的衙门颇为拮据，哪会有公正存在呢？瞧见一个既没钱又没权势的乡下穷苦人家的姑娘前来告状，衙门的人满脸都是爱答不理的模样。

那时，滦县县衙负责受理诉讼的是一位叫牛成的帮审，暂时行使县长的职权。这人虽说对法律稍有了解，然而看上去对钱财更为热衷。

自打靠着姐夫何国柱的关照谋得这个职位，牛成心里就没了官司，只有钱财，哪家给的银子多，基本就判哪家胜诉。

所以，牛成收到杨三姐递上来的状子后，压根没把这事放在心上。然而，当他得知杨三姐状告的是本县的高家时，顿时来了兴致，明白高家必定会派人送钱财过来。

在聆听了杨三姐的讲述后，牛成故意摆出一副样子安慰了几句，然后以没有证人、也没有证据为由敷衍过去，还让杨三姐去搜集证据之后再来告状。

听闻杨家兄妹果真前往县衙告状，高家竟有些慌乱起来，赶忙找人到杨家调和，提出愿拿出二十亩地与一头牛作为赔偿，请求杨家撤销诉讼。

针对此事，杨家兄妹言辞强硬地予以回绝，内心愈发觉得高家人心中藏有不可告人的秘密，与此同时，去县衙告状的想法也更加坚定了。

高家见软的手段行不通，马上找到乡绅石玉领，让他给牛成送去500块大洋，恳请牛成网开一面。

牛成满脸笑意盈盈，从对方手里接过钱后放进腰包，然后对着来人说道：“这不过是件小事，回去跟高家说让他们放心，就等着好消息上门吧！”

杨家的兄妹俩心有不甘，再度前往县衙，控告高占英杀害了妻子杨二姐，视人命如草芥，恳请大人对凶手施以严惩。

牛成得了好处，马上转变态度，高声质问：“你们控告高占英行凶害命，可有凭据？！”

杨三姐回应道：“二姐遇害的前一日，还去大表姐家串了门，这表明她并非病死。她手指存在刀伤，而且出殡那日，高家的人不许我们查看尸体，就匆忙将其入殓安葬了。”

牛成则称：“你们这纯属无端臆测，显然是见高家富裕，便妄图以此诬告来敲诈钱财，所言不足为信。”

杨氏兄妹提出开棺验尸的请求，牛成以缺乏实际证据为托词，拒绝受理此事，反倒以“咆哮公堂罪”将杨国的这名党羽关押起来，并把杨三姐逐出了公堂。

这牛大人很敢外面。高家晟现在我儿杨家的狗大多了，还有中国减轻你那个动物啊，不甘心留下心里痛。健康的操作，然后呢第3次来了，这个牛只能生堂风。

杨三姐不愿糊里糊涂地输掉这场官司，打算以死相抗。她回到家中，悄悄把一把剪刀藏进怀里，接着第三次前往县衙的公堂。

牛成一瞧见又是杨三姐，顿时火冒三丈，啥话都没说，当即命令把杨三姐赶出公堂。杨三姐见状，掏出剪刀，打算在公堂上寻短见，好在一名巡长反应迅速，赶忙冲过去把剪刀抢了过来。

没料到杨三姐竟这般固执，牛成也有点儿担心她在公堂之上寻短见，让自己难以收拾局面，于是佯装笑脸安抚杨三姐，表示定会仔细审理此案。

在杨三姐以死相逼的情况下，牛成向高家送达了县衙传票，要求高占英到堂接受对质。

高占英到底是个有学识之人，清楚县衙断案遵循的那些规矩，马上掏腰包让本村的村医高作庆开了一张药方，还指使他作伪证，坚称杨二姐的确是因血崩离世。

经过一番细致筹备，次日清晨，高占英领着一群人，一同乘坐大车，径直前往滦县县衙门口，等待传讯受审。

为保证事情万无一失，高占英让别人给牛成送了一张面额一千大洋的银票，所以公堂之上不过是做做样子，胜负其实早就定好了。

果真，在大堂之中，牛成和高占英相互配合，再加上村医高作庆等证人，这起杀人案很快就被判定不成立了。

高占英反倒以此为契机展开反击，他觉得杨家兄妹是眼红高家富裕，平日里找高家借钱未能如愿，所以心怀不满，存在借杨二姐离世进行讹诈的可能。

牛成见形势有利便适可而止，提出了一个折中的办法。高、杨两家终究是关系密切的亲戚，然而杨二姐不幸因急病离世也是客观事实，可能高家在日常照料中存在一些欠缺。杨家兄妹对此存有疑虑也是合情合理的。

所以，让高家赔付杨家兄妹多次打官司的路费一百五十块大洋，此案件至此完结。

杨家兄妹历经几番审判，也清楚了这桩冤案在此地牵涉到不正当利益关联，于是他们打定主意径直前往直隶省的天津继续申诉，还把牛成也一同告上。

恰在此时，当地有位周姓律师听闻了杨三姐的案子，满怀同情，便让杨家兄妹到天津后去寻求自己的同行徐律师的帮助，并且为此写了一封信。

出乎意料的是，徐律师在看完信件之后，满不在乎地对杨三姐讲道：“哎呀，这类事情多得很呐，厅长这段时间特别忙，恐怕没工夫处理你这个案子哟”。

恰巧，徐律师的姨太太就在一旁，瞧见杨三姐始终跪在地上，着实太令人心疼，便帮杨三姐美言，称这姑娘大老远赶来一趟实属不易，就帮衬她一下。

徐律师平常对这位姨太太的话言听计从。于是，次日便和姨太太一道领着杨三姐去拜访了天津警察厅厅长杨以德。

杨以德原本是军阀，没读过多少书，不过领悟能力很强，在仕途上一路顺遂，最近刚升任直隶省警务处处长兼天津警察厅厅长。

听闻杨三姐的哭诉后，立刻表明会协助杨家兄妹洗刷冤屈，那杨以德为何如此干脆呢？其中是有缘由的。

起初，杨以德和滦县代县长牛成的姐夫何国柱，在早些年有过一些旧仇。听闻这桩案子是何国柱的小舅子牛成办理的，他便打算挫一挫何国柱的锐气，同时还能博个“杨青天”的好名声，这岂不是妙事一桩。

杨以德着实能干，为了弄清楚案件的真实情况，他竟亲自乔装改扮前往滦县，经过一番精心查访，很快就形成了自己的判断。

归来之后，杨以德打算率领手下前往现场开启棺材检验尸体，此时高家顿时乱了阵脚，赶忙备齐整筐的银圆，妄图收买杨以德，恳求此事就此平息。

然而，杨三姐告状这一事件，早已在社会上广泛流传，杨以德哪还敢收受贿赂，依旧坚持要进行现场验尸。

那日，天空飘起了绵绵细雨，然而周边村落的村民们都跑去瞧热闹，将那验尸的地方围得密不透风。

杨义德亲自指挥手下掘墓，棺木最终被撬开时，一幕令人惊愕的场景映入眼帘。杨二姐的尸体已然开始腐坏，不过几处致命的刀伤仍清晰可辨，还当场从她的下体取出一把尖刀！

法医将凶器交到了杨以德手中，这行为简直令人愤慨！杨以德接过那把尖刀，愤怒到了极点，朝着身后一同前来的牛成抬手就是一巴掌，看来杨二姐确实是遭人谋害了！

所有事情都已没太大意义了，究竟是何种缘由致使高占英杀害自己的发妻呢？即便这对夫妻之间缺乏共同语言，也不该对杨二姐狠下杀手啊。

实际上，这正是杨以德主持正义，决意开棺验尸的缘由。

早前，杨以德乔装出行查访时得知，高占英的五哥有个曾当过妓女的小妾叫金玉，此女生性轻佻。在其丈夫外出期间，她与高占英暗通款曲。

杨二姐知晓此事后，便善意地劝诫丈夫高占英回头是岸，怎奈高占英不但置若罔闻，反倒心生怨恨，时常对妻子恶语中伤，且殴打得愈发凶狠。

除此之外，高占英因嫌弃杨二姐家中贫困，打算再娶他人，便提出休掉杨二姐。然而，杨二姐在知晓此事后，始终不肯应允。

此后，高占英对杨二姐萌生出了杀意。1918年农历三月十三的夜晚，他刚从情妇金玉那里归来，就听见杨二姐唠叨个不停。由于高占英当时略有醉意，情绪失去了控制，马上操起刀将自己的妻子杀害了。

在调查过程中，杨以德找到了关键人证，此人便是高家的邻居刘二愣子。据刘二愣子讲述，3月13日深夜，他出门上厕所时，听到隔壁高家传来一声惨叫。他赶忙爬上烟囱查看，恰好目睹高占英持刀杀妻的场景。这一幕把他吓得够呛，他匆忙跑回屋里，一整晚都难以入眠。

由于掌握了充足证据，真相得以大白。验尸结束后，杨以德让人将高占英带回天津，接着向审判厅提起了公诉。

可是，尽管案件的人证和物证都已完备，审判厅对于那个丧心病狂的高占英，竟一直未能作出判决，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原本高家财雄势大，四处疏通打点，还怂恿学界人士前去劝说“杨青天”，致使“杨青天”的想法逐渐动摇。如此一来，高占英仅仅是被关押在监狱里，随时都有获释的机会。

评剧《杨三姐告状》的诞生堪称中国戏剧史上的一个奇迹，这起案件的转机得益于评剧名家成兆才把它搬上了舞台。

1919年，演出团队自哈尔滨的庆丰茶园开启首场演出后，在沿线的唐山、天津、北平这些地方巡回献唱。他们还预先编排并上演了“枪毙高占英”这出戏，此戏反映了当时民众的共同意愿，使得天津高等审判厅遭到了社会舆论的抨击以及公众良心的责难。

最终，高家花钱买通警察局，找借口捣毁了这座评剧戏园子，成兆才被打得浑身是伤，最后不得不入院治疗。

然而，成兆才出院之后无惧权势，仍旧坚持于全国开展公演活动。

在民众激昂的诉求面前，高等审判厅不得不开庭审理此案，最终以杀人罪将高占英判处死刑，并于1919年10月6日对其执行了绞刑。

高占英的父亲高贵章，由于在案件发生前逃离，在被抓捕归案后会另行惩处。滦县的帮审牛成，因徇私舞弊、收受贿赂，在此案之后也被解除职务。

杨三姐因这桩事声名远扬，返回故乡后，当地村民都视她为骄傲。最终，她嫁给了本县双柳树村一户薛姓人家，开启了幸福美好的生活。

然而，杨三姐自此之后再也不想跟旁人提及自己当年告状的事儿，毕竟她清楚，在那时的社会状况下，倘若没有舆论的推动，也没有有良知的律师和厅长站出来主持正义，姐姐的冤屈或许依旧无法得到洗刷。

1980年，党和政府在政治与经济方面给予杨三姐关怀和照料，她先后出任唐山市政协委员以及滦南县政协委员。1984年，杨三姐因病离世，享年83岁。

“杨三姐告状”这一故事始终深受广大群众喜爱，即便被改编成各类影视作品，热度依然不减。其艺术魅力得以彰显的关键因素，在于它高度贴近民众的现实生活。在社会残酷的现实面前，它还蕴含着人性温情的一面，而且是在诸多巧合的推动下，才实现了告状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