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2岁陶玉玲离世，那个笑了一辈子的“二妹子”，还是走了

更新时间：2026-01-19 12:20  浏览量：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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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娱书，

很多人真正记住陶玉玲，并不是记住她的名字，是先记住了一张脸，一张一出现就让人心软的脸。

那首歌一响起来，画面就自己跑出来了，田埂，风车，傍晚的天，站在那里的二妹子不说话，只是笑，笑得很轻，却一下子把人抓住。

时间过去得很快，又好像没怎么动过，她离开了，消息传出来，很多人第一反应不是震惊，是一种很钝的难受，说不清哪里疼，只是心里空了一块。

那种感觉，像小时候常去的一家小店忽然关门了，你以后再路过那个地方，脚步都会慢一下。

陶玉玲出生在镇江，1934年，那个年份放在今天只是一个数字，放在当时，就是动荡和不安，家里条件不好，说是不好，其实已经算是很难过下去的那种。

吃饭要算着来，衣服要改了又改，可她的父母还是咬着牙把几个孩子都送去读书，话说得很直，家里再穷，书不能停，大人的事大人扛，孩子只管念书。

这句话后来成了她一辈子的底色，她自己也说过，小时候日子苦，但心里很稳，没有那种被命运推着走的慌张感，可能正是这种稳定，让她后来站在任何地方都不容易乱。

十五岁不到，她考进了华东军政大学文艺系，人很小，世界一下子变得很大，第一次听陈毅校长上课，她站在下面听，记住的不是多复杂的道理，只记住了一句话，为人民服务。

这句话后来在她人生里反复出现，每到需要做选择的时候，就会自己跳出来。

毕业后进了部队文工团，日子立刻变得不一样，没有舞台灯，没有固定剧场，更多是在路上，在山里，在海边，在边防线上演出。

有时候爬到山顶，就一个战士坐着等她，她也照样演，哪怕风大到一句台词都要喊好几遍才能被听清。

后来有人问她怕不怕，她说当时顾不上怕，觉得人家一个人守在那里更不容易，自己能去演一场戏，已经算幸运。

《柳堡的故事》筹拍的时候，剧组找“二妹子”找了很久，找不到那种感觉的人，后来有人提起陶玉玲，说她在前线话剧团，人不在北京，导演组硬是一路追，从北京到南京，再到杭州，最后追到舟山群岛。

真正见面的时候，她连日奔波，眼睛长了麦粒肿，整个人看着很疲惫，可她一笑，导演就点头了，说不用试了，就是她，那种不装、不躲镜头的朴实劲儿，是训练不出来的。

拍戏的时候，导演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再加点糖，她一听就笑，不是刻意的笑，是那种自然浮上来的笑，那张脸放在镜头里，很容易让人信她是真的在等人，是真的有心事。

电影上映后，她一下成了全国都认识的“二妹子”，上街要戴口罩，信一封一封寄到单位，有人写得认真，有人写得热烈，她看了，也笑了，但没当成什么命运的转折。

1959年国庆十周年，她第一次见到周恩来总理，被认出来，被夸了一句，又被提醒不要骄傲，这句话她后来反复提起，说自己听进去了，也真的照着去做了。

那几年，电影邀约不断，好几个电影厂找她，她却继续跟着话剧团下部队演出，在她心里，那是更重要的事。

《霓虹灯下的哨兵》排出来，她演春妮，戏不算多，但人一出来就站住了，总理一场一场地看，看了七次，每次都认真，还帮她改过台词。

后来推荐给毛主席，演出结束，演员被接见，她站在人群里，听到那句话，话剧是有生命力的，她说自己当时心里很热。

这部戏后来被搬上银幕，台词不改，演员不换，她再一次被观众记住。

感情这条线，她走得很安静，身边追求的人不少，她却一直惦记着话剧团里的一个小秘书，人不爱出风头，做事稳，老班长看出来了，帮着把话说开，两个人就这么在一起了，结婚的时候，没有铺张，日子却很踏实。

她后来常说，遇见他是运气，嫁给他是福气，两个人有共同的节奏，生活里互相照应，事业上互相理解。

很多人只看到她一直在笑，却不知道那笑容后面藏了多少事，孩子早早离开，成了夫妻俩心里绕不开的地方，那件事很少被提起，却一直在那里。

后来因为种种原因，她离开舞台，当过工人，进过地方文工团，再回到话剧团，整整十四年没有登上大银幕。

四十多岁进八一厂，从头开始，第一个角色只有八秒，她也接，站在那里就认真站着，哪怕镜头一闪而过，她也当成一次正式的演出。

身体的考验来得很狠，癌症一个接一个，手术，恢复，说不了话，吃不了东西，老伴也生病，两个人互相照顾着往前走，那些年，她的戏没停，脸老了，笑还在。

终身成就奖颁下来，她坐在台下，很安静，没有多余的情绪，那一刻不像巅峰，更像是一路被看见了。

她走了，二妹子还在，那张脸还在，歌一响，人就会想起她，想起那个慢慢走路的年代，想起那种不急不躁的认真活法。

信息来源：

追忆陶玉玲：永远的“二妹子”--京报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