欣闻丨毛泽东为国立戏剧学院题名（毛主席批示44）

更新时间：2026-01-23 15:15  浏览量：3

毛主席批示手迹

照写好另纸。毛泽东 十一月四日

在我国社会主义文化教育事业发展的历史长卷中，一九四九年十一月间毛泽东主席与欧阳予倩先生关于国立戏剧学院题名事宜的书信往来，作为一段具有典型意义的珍贵史料，生动展现了新中国初创时期文化建设的蓬勃气象。这段简洁而深刻的公文对话，不仅记录了一所高等艺术学府的诞生始末，更折射出特定历史条件下党和国家领导人与知识分子之间建立的良性互动关系，以及新生人民政权对文化教育事业的高度重视与鼎力支持。

时值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日，深受敬重的戏剧家欧阳予倩先生怀着对新时代的无限憧憬，以国立戏剧学院筹备负责人的身份，致信毛泽东主席。信中郑重汇报学院筹备工作已告完成，并恳请主席亲笔题写院名。其措辞恭敬而不失风骨，“敬爱的主席”“敬求”“谨致崇高的敬礼”等用语，既延续了传统文化人尊师重道的礼节，更流露出对新生人民政权及其领袖发自内心的拥戴与信任。此时的欧阳予倩，作为从旧中国走向新社会的文艺界代表性人物，其积极投身学院筹建并主动请求主席题字的行为本身，便象征着广大爱国知识分子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的认同与参与。他们渴望将毕生所学奉献给人民教育事业，期盼在新的国家体制下实现艺术理想与社会价值的统一。

毛泽东主席于十一月四日的批复——“照写好另纸”，虽仅有五字，却蕴含着极为丰富的内涵。首先，这体现了人民领袖务实高效的工作作风。在新中国成立伊始，百端待举、日理万机的繁忙政务中，主席能在收到信函后两日内即作批复并完成题写，其对文化教育事务的关注程度与办事效率可见一斑。其次，“照写”二字明确表达了应允与支持的态度，彰显了党和国家最高领导层对创办国家级戏剧学院这一文化举措的充分肯定。通过亲笔题写院名这一具有象征意义的行为，毛泽东主席实则是在以具体行动宣告：发展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事業，培养为人民服务的艺术人才，是新生人民政权坚定不移的方针。

回溯历史场景，国立戏剧学院的筹建是新中国系统性构建社会主义文化教育体系的重要一环。其成立背景深植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对革命文艺工作路线的长期探索与实践。将戏剧教育纳入国家高等教育体系，设立专门化的高等艺术院校，旨在从根本上改变旧时代戏剧艺术传承的分散状态与依附性，转而建立符合人民利益、服务国家建设的新型艺术教育模式。欧阳予倩主持筹建的国立戏剧学院，正是这一历史性转折的产物与见证。毛泽东主席的题名，不仅是为学院赋予一个名称，更是从政治高度确立了其作为国家戏剧教育最高学府的合法地位与发展方向。

从更广阔的视野审视，毛泽东为国立戏剧学院题写校名，是新中国成立初期一项具有范式意义的政治文化实践。在当时，邀请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為重要机构、报刊杂志题名是一种普遍做法。这类行为超越了简单的礼仪范畴，实质上构成了新生人民政权构建其文化领导权与意识形态合法性的有机组成部分。领袖墨宝所承载的，不仅是书法艺术的美学价值，更是国家意志的直观体现与政治权威的文化象征。当这些题字被镌刻于门楣、印制于出版物、飘扬于旗帜，它们便成为日常生活中可视可感的政治符号，持续向社会大众传递着新政权的价值取向与文化主张。欧阳予倩在信中特意提到题字将“用于院旗”，正说明当时文化工作的领导者深刻理解并主动运用了这种符号的凝聚力与号召力。

毛泽东与欧阳予倩的这次书信互动，也是理解新中国成立初期党与知识分子关系的典型个案。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人民进行政治革命、军事革命的同时，也致力于团结、改造、任用来自旧社会的知识分子，引导他们为建设新民主主义及社会主义文化服务。欧阳予倩作为享有盛誉的戏剧家，被委以筹建国立戏剧学院的重任，本身就体现了党对专业人才的尊重与信任。而他主动请主席题名，则反映了进步知识分子对党的文化政策的积极响应与靠拢。这种基于共同理想与国家建设需要的合作，为新中国文化事业的迅速恢复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综上所述，一九四九年秋冬之交关于国立戏剧学院题名的那次简短公文往来，其意义远超出事件本身。它像一扇窗口，让我们窥见共和国晨曦中，国家领袖与文化工作者如何携手擘画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蓝图。毛泽东那力透纸背的“照写好另纸”五个字，与欧阳予倩笔下恭谨而热切的恳请，共同凝固成一个具有永恒价值的历史瞬间——它记录了人民政权对文化教育事业的殷切关怀，记录了知识分子建设新中国的饱满热情，更记录了一个古老民族在迈向现代文明进程中，对艺术教育制度创新与文化身份重塑的深刻思考。

这段往事，连同其后正式成立的中央戏剧学院为中国戏剧影视事业培育大批杰出人才的辉煌成就，始终提醒我们：文化的繁荣、教育的发展，离不开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与大力支持，离不开知识分子群体的辛勤耕耘与贡献，更离不开那个开创年代所奠定的尊重艺术规律、坚持人民方向的根本宗旨。这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对于我们在新时代继续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增强文化自信，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依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